被告向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请示的处置方案为协议收购，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政府批复的处置方案也为协议收购，但被告最终作出的闲置土地处置决定却为无偿收回，并无协议收购的内容。

因为不成文原则的表现或存在形式，如习惯、法理、乃至社会共识等，都不是法律所独有的形式。[30]就法理而言，真正令裁判者感到棘手并能吸引学术注意力的，也往往是那些尚未为成文法或判例所明示的非实定的法律原则。

问题在于，单一法源论的含义似乎并不这么简单。原则比规则更抽象更概括，所以能以一种更稳定的方式适应复杂社会的发展变化。一、原则论与法源论：我国行政法学体系中的内在紧张（一）行政法学中的原则亦法论从1983年新中国第一部行政法教材《行政法概要》面世起，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讨论就被认为是行政法理论的当然组成部分，没有任何一本教材不设专门章节讨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即使是大力提倡回应型法的诺内特、塞尔兹尼克，在主张法律应当回应社会需求和变迁的同时，也不忘指出这种回应并不能牺牲法律相对于政治的自主性，因为一种过于开放的法律秩序会丧失在社会中节制权力作用的能力，从而倒退到压制。但是，由于行政法迄今为止只能实现部分领域的法典化而缺乏统一的行政法典，这种只适用于部分领域的法典，所规定的原则当然也只是适用于部分领域的原则。

然而，这种忧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包含着误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以道德习俗为表现方式的原则并不当然就是法律原则。此种规定排除了须以游荡谋生的乞丐、[25]富有无需一定职业而坐食财产者及有一定的正当职业而经常旅行不定者。

但违警罚法的立法修订却还要逐步放宽处罚条件，继而扩大处罚的对象，无疑彰显了执政者严控社会风气的立法取向。1908年，《大清违警律》取而代之。[31]近代作为联结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立法对所谓奇装异服持何种态度，奇和异的程度与标准如何制定，从特定角度反映了立法的价值取向及其背后深刻的时代烙印，值得我们探求。中国近代历任执政者为维护社会的安宁与秩序，大都通过立法的方式对新来的和旧有的风俗习惯加以选择、确定，以尽可能地引导民众的生活，进而推动国家的兴盛。

[40]参见取缔奇装异服，载《中央日报》1934年7月4日。有鉴于此，1915年及1928年《违警罚法》将本条处罚要件加以扩充，规定：游荡无赖行迹不检者，处15日以下之拘留。

纳民轨物，防微杜渐，为防止违警计，即所以为防止犯罪计也。因此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风俗，他们往往采取一系列政策来制约、整饬和利用风俗，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巩固其统治。北洋政府时代以及南京国民政府初年，当局均未对违警罚法的立法予以足够的重视，导致1915年的《违警罚法》与1928年的《违警罚法》基本是陈陈相因，少有改动。社会为之糜烂，政治为之窒息……语云：警察为人民之导师，社会之保姆。

新法为使今后警察实际负起推行新生活运动责任起见，特将新生活之精神，及国家观念，尽量注入分则各条款以内，俾今后新生活运动之推行，除以道德及教育之感化劝导外，复辅以法律纠正，相互为用，藉收宏效。[35]从处罚的程度看，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然而清末国难当头，天灾人祸交织，既鲜有专门的贫民救济之途，生业无着且流离失所者更是遍布全国。参与1943年《违警罚法》立法的钱定宇曾专门阐述过新生活运动的精义所在：不外求礼义廉耻表现于日常生活中，亦即求人民衣食住行，均能合乎整洁、简朴、迅速、确实等条件，凡此种种，均与警察有密切关系，不隶于风俗或保安警察之范围，即属诸卫生及交通警察之领域。

这场运动以改造民众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习惯为表征，蕴含着控制民众思想，进而强化统治权力的政治意图。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正式的违警罚法。

处罚完毕，还可施加相应的保安处分[30]。又从犯罪[46]方面说，也没有任何自在的界限来划清什么是有嫌疑的和什么是没有嫌疑的，什么是应予禁止或监视的和什么是不受禁止和监视、不启人之疑、免予查询和盘问，因而是容忍的。

惟自欧化东渐，旧道德业已破坏，新风尚尚未养成。[42]参见《南京市政府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第6条，见丁光昌主编：《现行重要法规丛刊》，大东书局1947年版，第258-259页。[22]同注20引书，第197页。因此，有学者以为仅以违警罚法纠正之，源不清而遏其流，流不可遏，且亦近于罔民[23]。[7]参见《大清违警律》第31条第5款。衣领高度，不得接靠颚骨。

【作者简介】沈岚，安徽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27]参见1943年《违警罚法》第64条第1款。

[42]由此，违警罚法中关于处罚有伤风化的奇装异服的弹性条款终于有了较为明确的界定。但过去警察官署对于违反新生活运动之行为，恒以无法规依据，致不克尽其纠导职责。

[9]参见1915年《违警罚法》第45条第3款。二是扩大对赌博行为的查处。

二、加重处罚游荡无赖对于游荡无赖不事正业者的处罚，自《大清违警律》至1943年《违警罚法》一直都被置于风俗违警中的第一条第一款。至30年战争之后，更施严重之手段，外国人乞食于国内者，放归于外国，内国人乞食者，则送之于乡里，能堪劳动者，则强之就实业。《违警罚法释义》，群进社1917年版，第128-129页。因此新生活运动之推进有赖于警察协助者甚多。

具体参见胡铭、秦青主编：《国民社会风情图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9-73页。该法随同清末新式警察一同面世，其后历经数次修订。

[37]关志刚、赵哲：试论新生活运动之缘起，载《深圳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裤长最短须超过膝盖4寸，不得露腿赤足，但从事劳动工作时例外。

有学者曾为违警罚法的处罚过于严密加以辩护，纵览本法全部，举凡一饮一食，一举一动，居处游息之细，莫不有详密之规定。[18]参见1943年《违警罚法》第66条第2、3款。

禁止穿着毛线类无扣短衣。[33]参见1915年《违警罚法》第45条第4款。由此可见，只要食住无着之人，即便并未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也可依据此条处罚。参见赣政府订定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载于《中央日报》1934年6月9日。

【注释】[1]1906年草创的《违警罪章程》是一个粗糙的急就章，目的是迎合清末中央最高警政机构—民政部的设立。下面就关于这两条依次阐述。

[12]1915年和1928年《违警罚法》扩充到对于道路或公共处所为类似赌博之行为者处罚。本办法制就传单挨户分送，妇女有不遵本法之行为时，岗警加以干涉，如有违抗者得拘局惩处。

从条文的内容看，由于其为弹性条款，各地单行警察法规中也基本没有相关细则规定，因此实践中对有伤风化的奇装异服的认定多由警察自由裁量。短发不得垂过衣领，女公务员，女教职员，女学生，并禁止烫发及涂染指甲。